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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鮑起靜踏入影壇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開啟其端的1966年。文革十年,狠狠地震盪了香港左派電影,有人被鬥爭,有人被捕,鮑起靜亦被捲入,她與父親合演的《屈原》(1975),直到1977年才得以在中國上映。當時參與《長城》電影拍攝甚深的夏夢(即甫去世的一九五○年代香港知名女演員,金庸的夢中情人),由於對文革抱持反對態度,於一九六七年悄然離開香港,長達十年皆不過問電影圈,「在那倒行逆施的日子裡,我個人在精神上也受到極大打擊。我不能不暫時離開《長城》,甚至離開了整個電影圈。我決心在電影的製作方針還沒有回到正確軌道以前,無論如何不能重回電影界。」夏夢慘白而決然的回憶文字。▲鮑起靜十七歲即進入「長鳳新電影訓練班」。(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生生》劇照。(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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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真愛橋網站內的方法這麼有用●作者:江秉憲
劇情簡介:哥哥去世了,生生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哥哥生前用手機追蹤一位網紅老奶奶莉莉。被醫生宣判只剩三個月可活的莉莉奶奶,不顧女兒的反對,要任性地「活過一百天」!莉莉駕著自己的老計程車,開到哪、玩到哪,透過直播,熱鬧了不少網友的生活。一條網路線,連結了同樣面對死亡的生生和莉莉,友情漸漸深刻,然而一百天的時限也逐漸逼近......
▲鮑起靜為影壇僅存幾位曾受左派洗禮的香港演員。(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在左、右陣營對壘分明的一九六告白想成功應該注意什麼、一九七○年代,香港左派電影不但被文革重傷,也失去中國市場,幾近難以為繼。但還是遺留下幾股伏流,其中之一便是於1979年重返電影界的夏夢,她成立了青鳥影業,首部主導推出的《投奔怒海》(1982),描述南越人在共產革命後的悲慘生活,因涉及控訴共產政權,亦被中國禁演。這是夏夢「基於人道主義立場」,親自挑選題材與導演的電影,光是劇本就磨了兩年半,而導演即是二十六年後拍出《天水圍的日與夜》的許鞍華。
《生生》某場景的海報陳設,《天水圍的日與夜》也出現過,似是有意,也許無心。無論如何,整片著實暗藏向前者致意的氛圍。從影超過五十年了,鮑起靜首度進入台灣電影,《生生》毋寧是台灣觀眾認識這位香港演員的起點。
徐永明對於修改績效制度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在年底前成立「警察專案與績效管理委員會」,並訂定委員會遴選辦法;第二,警政署應訂定績效管理辦法,限制各警局訂定績效指標,不得因績效未達100%而懲戒處分;最後,該委員會的組成,基層警察代表比例應超過四分之一,讓基層員警能產生實質影響力。
由陳保英監製、安邦導演的《生生》,是香港資深演員鮑起靜參與的第一部台灣電影。
徐永明表示,績效制度失控不只讓員警過勞,更產生諸多亂象,內政部與警政署都應嚴正看待,而警察專案與績效管理委員會的成立進度及遴選辦法等等攸關警察權益的辦法,他都會在內政委員會持續監督。
自由撰稿者,聯絡信箱:bingsian@gmail.com。
台灣影迷初識鮑起靜的演技,多半是從《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這已是她近耳順之作。鮑起靜出生演員世家,其父為擁有導演、演員雙重身分的鮑方。她十七歲即進入「長鳳新電影訓練班」──這是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間左派電影訓練班的簡稱。香港左派電影源自中國一九三○年代的「左翼劇盟」,對日抗戰後,南下的左派影人陸續在香港成立這三間公司。1952年中共禁止香港主流電影在中國上映後,幾乎只有「長鳳新」的電影才能在中國公映。
警政署刑事局偵查科科長鄺慶泰回應,警政署針對績效制度採滾動式檢討,專案評比計畫從33項減至8項,績效指標的訂定亦持續修正中,強調會以警察同仁的權益為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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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劇照。(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台灣與香港,那樣遠,那樣近。觀看《生生》裡的鮑起靜,能看見多種遠近交織的疊視,不管是時間的,或是地理的,甚至是政治處境的。那是一位懷有香港左派電影肌里的演員,那是一位住在天水圍裡的婦人,在從影超過五十年後,首次以她的雙眼凝視著某個台灣角落。比《天水圍的日與夜》推得更遠的是,《生生》設定鮑起靜角色是直播達人,她還凝視著手機化網路化的、與真實又遠又近的虛擬空間,以尋求足以說服自己的精采人生。
鮑起靜保有她一貫的溫情,該種溫情反應華人文化特有的抒情,穿越半世紀所造成的時空隔閡,透過《生生》朝台灣投射而來。在國族疆域與資本流動成為全球化結構性困境的當下,何處不是天水圍?獨居的長者,獨自放學的孩童,獨自守著大夜超商的中年人,以及獨自盯著屏幕尋求溫度的科技族,鮑起靜憑其演技穿透種種獨,將台港兩地的獨整合成群。凝視著《生生》的她的雙眼,彷彿十年前的天水圍,甚至是幾十年來造就的地域隱晦,種種人為的界線,都被鮑起靜歷練深厚的演員之眼所撫平。
文╱江秉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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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徐永明今(7)日針對警察績效問題召開記者會。徐永明指出,警方績效標準訂原本利益良善,但績效制度越來越失控,若達成率未達100%還會被懲處,同時有些績效甚至高達800%,使員警為達績效目標,出現「養案拚績效」、「造假筆錄」、「栽槍、栽毒」等弊端,讓績效制度本末倒置。
許鞍華與鮑起靜,各自經歷多種影視類型的磨練後,這兩股伏流的正式交匯,正是《天水圍的日與夜》(兩人首次合作是《千言萬語》(1999),鮑起靜擔任配角)。似是環流匯合而後竄出海面掀浪,短短十一天的拍攝期,不足台幣五百萬的製作費,九七過後被資本與政治體制雙重加速席捲的二十一世紀初香港,在香港邊陲老舊公寓獨居的老人們,在大賣場生鮮部一次又一次切榴槤洗水果的女工們,這部電影掀起被異化後的人們還保有溫度的記憶。左派已遠,底層人民仍在,仍那樣恭恭敬敬地生活,正正經經地盼望。《天水圍的日與夜》存在著一種理所當然的溫情──沒有教條,沒有意識型態,沒有起承轉合,沒有方法演技。
台灣觀眾所熟悉的港星文化及其演技,紅毯的,戴墨鏡的,回眸一笑的,某種程度都是香港右派電影的延伸。因中、港、台三地在1949年之後的政治敏感,1956年香港影人成立了「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所有電影若要在台灣發行,拍攝前都必須向協會登記並獲得證照,台灣才會同意映演。當年除了「長鳳新」,幾乎所有香港影人都入會了(如曾引領風騷的邵氏、電懋等)。是故,鮑起靜與其他長鳳新演員,皆是大多數台灣觀眾所陌生的,更別提《天水圍的日與夜》從沒在台灣上映過,且因是數位拍攝,當初連金馬獎都無法報名。
▲《生生》設定鮑起靜角色是直播達人。(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生生》劇照。(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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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將於2017高雄電影節世界首映,女主角鮑起靜亦會參加11/4映後座談。(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如今,鮑起靜終於進入台灣電影了。她在《生生》飾演的,恰是一位移居至台的香港人,該角色同樣設定為底層小人物(計程車司機),背景同樣是後資本時期的老人處境,儘管戲路相似,鮑起靜無疑受到比《天水圍的日與夜》更大的演員考驗:香港與台灣的小人物,究竟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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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股伏流是如鮑起靜等受過「長鳳新」演技訓練的演員。據鮑起靜自述,她自幼便熟讀蘇聯小說,舉凡肖洛霍夫、托爾斯泰、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都是她演員養成極重要的養分。在演員訓練班時期,鮑起靜先被送去當紡織工、水泥工,體驗勞工階級的生活後,才逐漸站在演員的崗位。這批曾受左派洗禮的香港演員,鮑起靜應該是僅存於影壇的幾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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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劇照。(圖/高雄電影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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